【摘 要】生育是生命历程的开始，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文章在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医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生育质量的相关研究，总结凝练了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创新性地提出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生命最初的几年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生长发育迅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同时，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在孩子的这一时期进行投资，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育质量，为孩子将来学习能力、健康状况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生育质量是对孩子出生结果的一个综合性考量。深入考虑个体成长发育所特有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我们将生育质量划分为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两个维度，即出生时的一系列生理性特征和成长过程中最早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特征。生育质量贯穿于母亲从出生至分娩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备孕、受精、怀孕和分娩的全生育过程。这一过程嵌套于父母特征、家庭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圈层环境系统中，不同圈层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以父母特征为核心向外逐渐减弱。该分析框架不仅对于应对当前面临的低生育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为理解家庭、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生育；生育质量；生理性；功能性
【文献来源】石智雷,滕聪波.少子化背景下生育质量研究：一个分析框架[J].西北人口,2024,45(03):1-10.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24.03.001.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出现近60年来首次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成为学术界乃至公众舆论的热门话题（石智雷等，2022）。国务院总理李强对此作出回应并表示：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质量型”人口红利成为人口负增长时期国家发展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生育是生命历程的开始，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早在1982年，以少生优生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强调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着力提高人口质量。同年12月，该政策被写入宪法，首次从国家立法的角度强制力保证育龄家庭少生优生。之后国家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从法律和行政两个层面共同助力少生优生。然而，相比“优生”，各级政府对“少生”更为重视，所取得的政策效果也更加明显，表现为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82年以来迅速降至低生育率水平，而新生儿早产、部分出生缺陷、发育迟缓的发生比例却不断提高。武汉同济医院儿科常立文教授在2018年《首届中国早产儿健康管理高峰论坛》中介绍我国早产儿发生率由20世纪90年代的4%～5%，逐渐上升至当前的7%～10%。学术界尤其是人口学界同样更多关注的是生育数量，对生育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医学上重点关注婴幼儿生命早期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结构、功能和代谢异常，即“出生缺陷”。社会科学则更关注婴幼儿的早期发育（Blacketal.，2017）。出生缺陷信息的获取需要对孩子生命早期进行临床监测；婴幼儿早期发育的相关研究则需要对孩子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运动能力、语言表达、社交情绪等方面特征展开调查。然而，现实生活中生命最初的几年是个人生长发育的最快时期，一个星期甚至一天就会产生较大的变化，这使得生育质量难以准确地测度。
近年来，我国生育数量持续降低，2022年出生人口数量跌破1000万。从长远来看，生育数量降低会减少未来劳动力供给，加速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消退。自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双双下降，劳动力供给也由过剩逐渐转向短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认识生育质量，实现生育数量向生育质量转变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本文基于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借鉴医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生育质量的相关研究，总结凝练了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与内在结构，并从备孕至分娩的全生育过程出发分析生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而创新性地提出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以期从源头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基础
（一）家庭生育决策中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
Becker最早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运用到家庭生育决策之中，并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理念来选择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孩子的数量。他认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父母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均增加，且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弹性大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弹性（Becker&Barro，1988）。换句话说，家庭收入越高，父母对孩子质量的经济投入越多，如为孩子报名舞蹈、乐器等各种课外辅导班，但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却不会无限制地增加。另外，孩子质量的提高会增加花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投入，孩子数量的提高会分担花费在孩子质量上的投入，即孩子质量的提高会引起孩子数量需求下降（Becker，1990）。也就是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父母会逐渐降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不断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围绕家庭生育决策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大多数国家未形成全面覆盖的生育补贴、婴幼儿托育等支持政策，又缺乏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从而孩子的成本主要是由父母承担。在面对家庭收入的增加时，父母将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为了培养一个更优秀的孩子，会主动放弃对孩子数量上的需求（Lietal.，2008；Zhong，2017）。与之不同，诸如挪威等拥有全面福利制度体系的发达国家，他们既有慷慨的生育和育儿支持政策，又有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甚至大学也是免费的）。父母对孩子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仅占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从而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可能并不明显（Blacketal.，2005；Angristetal.，2010）。尽管已有学者对家庭生育决策中是否存在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但总体而言，始终遵循Becker有关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收益框架。沿着该学术理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其实早在生命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具体来看，生育孩子数量较多的母亲，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条件会变差，如果再生育，孩子面临低体重、早产等不良出生结果的概率将大幅提升（Keats，2018）。
（二）生命早期1000天
生命早期的1000天指的是从母亲怀孕大约到孩子出生后2岁，是孩子成长发育的最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婴幼儿细胞分裂活跃、新陈代谢旺盛、生长发育迅速，具有较强脆弱性。从身体发育来看，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婴幼儿对能量的需求迅速增加，单位体重消耗的卡路里比成人高50%，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将直接导致肥胖、消瘦或身体发育迟缓等一系列问题（Pontzeretal.，2021）。从大脑发育来看，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婴幼儿每秒钟形成高达100多万个新的神经元连结，相比于青少年时期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Camerota&Willoughby，2021）。以麻醉手术为例，婴幼儿的神经细胞在大脑发育的突增期较为脆弱，更容易受到麻醉药物的影响造成细胞异常分裂变异甚至凋亡（Zhangetal.，2020）。
另外，在生命早期的1000天孩子的大脑发育经历了神经元细胞的产生、分化和凋亡，突触的形成和削减以及髓鞘化等多个阶段，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随着大脑逐渐发育成熟，它适应新挑战或突发挑战的能力逐渐减弱，从而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大脑是最灵活和可塑的（Cusick&Georgieff，2016）。也就是说，给予大脑一定的外界“刺激”与“干预”，可以塑造孩子的超强脑力，即使大脑受到的刺激超过一定范围，也可以凭借细胞迅速地分裂增殖形成较强的修复能力，使其大脑发育的损伤比在儿童后期或成人期受到的影响要轻得多。
根据Heckman（2008）的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生命最初几年进行投资所获取的回报是最高的，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投资回报率逐渐降低。在孩子不同阶段投资1块钱的回报结果如下：在孩子婴幼儿阶段的投资，可以获得18块；在孩子学前教育阶段的投资，可以获得7块；在孩子小学阶段的投资，可以获得3块；在孩子大学阶段的投资，可以获得1块（见图1）。Duncan&Magnuson（201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3岁以前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性，认为婴幼儿最初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发育对个体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有研究认为，孩子在胎儿阶段经历不利环境，如母亲营养不良、抑郁情绪等，会对其成年后健康状况产生持续的不利影响（VandenBergh，2011）。
图1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曲线
三、从出生缺陷到生育质量
进入21世纪后，生育质量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纵观现有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医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对生育质量相关内容展开研究。医学主要关注的是“出生缺陷”，又叫“先天性疾病”。根据WHO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定义，出生缺陷是指在宫内生命期发生并且在产前、出生时或婴幼儿后期发现的身体结构性或功能性异常，如21三体综合征、先天性耳聋等。《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中将“出生缺陷”定义为胚胎或胎儿在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结构、功能和代谢异常，通常包括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和智力障碍等。也就是说，医学上对生育质量的关注更多强调的是生命早期因身体结构或功能等方面的异常所表现出的发育不良。
出生缺陷成为医学上关注的重要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震惊世界的“反应停悲剧”。用于妊娠反应的药物导致了成千上万的畸形胎儿，涉及46个国家和地区，受害人数超过15000人。这一全球性的悲剧事件使世界各国意识到了出生缺陷的严重性，并迅速将出生缺陷的相关监测纳入国家重点监测项目。相关监测项目的顺利开展，使得人们对出生缺陷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Maietal.（2019）对已有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将出生缺陷监测按照时间线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起步阶段主要是基于医院分娩结果的相关记录对活产和死产婴儿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进行测度。发展阶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胎儿健康监测技术对孩子出生前进行监测的结果。成熟阶段则主要是对已有监测时间、监测内容的进一步拓展。对比大量的临床医学信息发现，不是所有的出生缺陷都能在孕期或出生时检测出来，诸如语言障碍和眼部疾病等问题则更多是在成长过程中显现出来的。
囿于数据的限制，社会科学对出生缺陷关注得较少，更多考察的是孩子出生时或成长过程中所表现的发育状况。人口学和经济学往往聚焦于出生结果的单一指标，如出生体重、出生孕周等。具体来看，人口学关注的是出生结果对个人发展的长期影响。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为个体成年后的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突破性的见解，糟糕的出生结果如低出生体重、早产等会对个体发展会产生持久的影响（Schaferetal.，2011）。经济学关注的是某一特定事件如何影响出生结果，如关闭污染企业、出生补贴、公共服务政策等（Gertler，2004；Borraetal.，2016）。教育学和心理学则更关注儿童早期发展，也就是儿童体格、认知、情感、社会适应及语言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在监测方式上，主要运用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BSID-Ⅲ)、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ASQ3、ASQ：SE）等一系列量表对婴幼儿某一或某几个方面进行监测（Huangetal.，2012；Stensenetal.，2018）。进一步地，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儿童早期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单纯以量表的方式对儿童早期发展进行监测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并开始从婴幼儿肢体运动、社交能力、情绪表达、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等多个角度出发构建儿童早期发展的综合指数（Köhler&Eriksson，2018）。
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对生育质量的研究存在多个方面。就医学而言，其主要关注的是对孩子有关身体结构、功能以及代谢等方面表现异常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其中，包括不造成家庭巨大经济负担、个人重大健康问题的异常，如唇腭裂、并指等。人口学和经济学往往着眼于孩子出生时的单一指标，如出生体重等，探究某一特征对个体发展的长期影响。教育学更加重视养育、教育方式对孩子功能性发育的良好作用，并运用一系列国际前沿的婴幼儿发育量表来考察婴幼儿早期有关运动、认知等方面的表现。与上述研究不同，石智雷和滕聪波（2023）聚焦于婴幼儿出生时以及成长发育早期所表现的特征构建了生育质量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测算了3049名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为生育质量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
我们认识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父母对生育孩子的期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追求没有先天性劣势（出生缺陷）到没有先天性弱势（低体重、早产等）再到正常的宝宝更加健康、聪明。可以说，生育质量是对出生缺陷内容上的不断扩展，理论上的进一步延伸。基于此，本文认为生育质量是指婴幼儿在出生时以及成长发育最初几年所表现出的沟通、认知和心理等多方面特征。也就是说，生育质量是对婴幼儿出生结果的一个综合性考量，它不仅包含出生体重、阿氏评分和出生缺陷等一系列出生时的生理性特征，还包括诸如认知能力、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等只有在出生后最初一段时间内才能显现的功能性特征。
四、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与内在结构
（一）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
在生命历程的视角下，对生育质量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重视早期因素的影响。医学对生育质量的关注更强调遗传的影响，认为父母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从影响周期来看，生育质量贯穿于父母出生到孩子出生的整个过程，且最主要的是母亲备孕至分娩的这一时期（Victoraetal.，2008）。社会科学对生育质量的关注则侧重环境的影响，认为环境是影响生育质量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通过生命最初几年所处的家庭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信息，尝试刻画环境因素对生育质量的影响轨迹（Lubyetal.，2023；Currieetal.，2015）。另一个是重视生育质量对个体影响的长期考察。生育质量是个体生命周期发展的基础，或者说成年后许多特征变化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迹可循。已有研究将生育质量与累积优势/劣势理论相结合，强调高生育质量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创造机会，而低生育质量又是如何使人面临更高的风险（Levineetal.，2015）。
2008年，一篇发表于全球顶尖综合性医学期刊（TheLancet）上关于孕期和儿童健康的文章，首次将生命早期1000天带入公众的视野。该文提到，生命早期1000天是机体组织、器官以及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不仅关系着孩子早期体格和大脑发育，而且还影响个体成年后的健康（Victoraetal.，2008）。我国《产科超声检查标准与指南》《0～6岁儿童发育行为评估量表》等权威文件详细地描述了孩子在生命早期不同阶段的发育特征，同样发现婴幼儿在早期1000天中生长发育迅速。以大脑发育为例，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大脑所负责的认知、情绪、语言等各方面机能以高度协调的方式运作。胎儿在母亲肚子里时大脑就在不断发育，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大脑约包含100亿个细胞，并以每秒上百万的速度建立新的神经元连接，到2周岁婴儿的大脑可以达到成人大脑体积的80%（Davies，2015）。
我们认为生育质量是父母在生命早期1000天，甚至是生命开始之前，利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可能的策略选择，来降低孩子早产、低出生体重、发育迟缓等不良出生结果的概率，生育更加健康、聪明的孩子。建立在家庭人口更新的基础上，生育质量追求的是个人和家庭更好的发展，以助力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
（二）生育质量的内在结构
已有研究注意到婴幼儿早期所表现出的特征，包括出生体重、语言表达和认知能力等，但大多关注的是孩子出生体重、阿氏评分等出生时的生理性特征（Currie，2013；Danaeietal.，2016）。正如我们在儿童发展中不断强调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婴幼儿的生育质量同样应是多维度的。也就是说，生育质量不应是简单地考虑出生体重、是否早产和语言表达等某一方面特征，而是对出生结果进行的一个综合考量。基于此，本文根据个体生长发育的特征规律，从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维度来分析生育质量（见图2）。
生理性方面指的是孩子出生时的生理状况，是孩子出生结果的最直接反映，由产科医生进行登记，主要包括出生体重、出生孕周和阿氏评分等。根据累积优势理论，出生时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在生命历程中累积更多优势，有助于个体健康成长。现实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出生时的特征状况也往往有着更多的关注，表现为父母对孩子出生体重、出生缺陷和出生孕周等信息即使再过几十年也仍然记忆犹新。医学主要关注如何预防、监测和治疗孩子在出生前发生的，在出生前、出生时或出生后的最初两年所表现出的结构、功能和代谢异常。经济学更多关注的是低出生体重或早产等出生时所表现出的先天性弱势对个体未来发展的影响。尽管这些弱势不构成医学上所强调的病理性问题，但使家庭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具体来看，无论是低体重儿还是早产儿均需要进行不同程度、不同时长的保暖、预防疾病感染以及发育支持性护理等特殊照护，高昂的照护费用加剧了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本文认为婴幼儿的生理性方面的特征表现应该是多方面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功能性方面更多反映的是孩子在成长发育的最初几年所逐渐表现出来的语言表达、认知能力等多方面的特征。婴幼儿出生时大多数功能性特征尚未显现，只有在成长过程中才能进行直观监测。以出生缺陷为例，出生时仅能对孩子形态结构方面的异常进行监测，身体功能方面的异常只有在成长过程中才逐渐表现出来。与孩子出生时所直接监测到的出生体重、出生缺陷、阿氏评分等特征不同，功能性方面特征在内容上往往更加丰富。婴幼儿从出生后第一个月仅能俯卧、蹬腿、握拳、挥动手臂发展到2岁时可以独立走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可以帮父母做一些简单的家务（Stensenetal.，2018）。正如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提到的，生命最初的两年是婴幼儿最早能够感知运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孩子从一个仅仅具有反射行为的个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面临生活中的问题具备一定处理能力的解决者（Flavell，1963）。本文认为要考察孩子生命早期功能性方面特征表现，必须尽可能地排除后天养育所带来的影响，以准确聚焦孩子成长发育过程中最早可以测度语言表达、肢体运动和认知发展等特征的阶段。
图2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图
生理性和功能性作为生育质量的两个维度，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又互有区别。从两者之间的联系来看，出生时生理性特征状况表现较差的孩子，更容易在成长过程中累积劣势，表现出更差的功能性特征，如运动能力弱、语言发育迟缓等。就出生缺陷而言，目前的医疗水平仅能治愈小部分出生缺陷，大多数出生缺陷会伴随着孩子的一生，严重时甚至会危及孩子的生命。从两者之间的区别来看，婴幼儿功能性方面的特征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表现形式上也更加复杂，既包括运动能力、语言交流等基础性功能，又包括认知能力和社交情绪等与认识并处理问题相关的更深层次功能。
五、生育质量的影响因素
生育质量是对出生结果的综合考量，它贯穿于母亲从出生至分娩的整个过程。现实生活中，父母对生育质量的投入更多聚焦于备孕至分娩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备孕、受精、怀孕和分娩四个环节。早在怀孕前父母的特征便对未来孩子的生育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以情绪特征为例，备孕期间母亲焦虑抑郁可能会增加将来孩子不良出生结果的风险（Nkansah-Amankra，2018）。在受精过程中，即使夫妻双方身体健康，也可能因为精子或卵子的活性不高而影响受精结果，表现为不易受精怀孕或受精后容易发生胚胎停育、先兆流产等症状。造成精子或卵子活性低的原因有抽烟喝酒、作息不规律和辐射环境等。母亲受精怀孕后新的生命就开始了。在怀孕过程中，孩子通过母体获取营养物质，而母体的营养健康又受经济状况、空气质量以及福利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在分娩时母亲受年龄、胎次和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胎膜早破、脐带脱垂等一系列并发症，严重影响生育质量。我们认为，从备孕至分娩的全生育过程嵌套于多个圈层环境系统中，不同圈层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以父母特征为核心向外逐渐减弱。
医学上主要基于优生的视角，从化学、生物学等方面来探究生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出生缺陷监测、孕期其他检查标准、出生后大量医学量表（ASQ3、ASQ-SE2）等方式将生育质量具象化。以维生素等化学元素的缺乏或过度服用为例，Gilboaetal.（2014）运用1997～2005年美国10个出生缺陷监测点的13190名活产婴儿、死产婴儿以及选择性终止妊娠（20周以上）的婴儿数据，通过电话访谈询问其母亲怀孕前一年、怀孕后三个月以及预产期前一个月的维生素摄入情况，来识别母亲不同时期维生素的摄入对出生结果的影响。可以发现，母亲维生素摄入量过多会增加婴幼儿患先天性心脏病的概率，且相比于其他时期，母亲在备孕期间维生素摄入量过多使婴幼儿患先天性心脏病的概率成倍增加。此外，家族疾病遗传史，孕期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微生物感染同样对生育质量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Honeinetal.，2017）。
社会科学则更注重环境的影响，包括家庭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家庭环境来看，父母低教育水平、失业、贫困和缺乏健康保险等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出现低体重儿、早产的概率更高。Lubyetal.（2023）收集了399名孕妇孕期的相关数据，来确定母亲孕期处于家庭不利条件（贫穷、失业等）对新生儿出生孕周和体重的影响，可以发现家庭不利条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出生胎龄会减少0.4周，相对于胎龄减少后的出生体重会减少2.57%。从自然环境来看，相对劣势的空气质量对孩子的出生结果同样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Currieetal.（2015）基于美国五个州的住房数据、婴幼儿健康数据以及1600家工厂的开放与关闭数据来研究工厂附近家庭的新生儿健康状况，可以发现运行中的工厂有毒气体排放显著降低了1英里范围内的空气质量，使在这一距离范围内的家庭出现低体重儿的概率增加约3%[27]。从社会环境来看，政府部门相关福利政策会对婴幼儿生育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为从源头提高人力资本，部分国家尝试在母亲孕期提供现金补贴和营养物质补充等支持政策。基于这一契机，部分学者对该政策实施前后婴幼儿在生命早期认知、语言和运动等方面的特征表现进行了研究，发现积极的政策可以改善婴幼儿早期的成长发育，且这种改善作用在政策终止后仍可以持续一段时间（Yousafzaietal.，2014；Yousafzaietal.，2016）。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影响生育质量的环境圈层由内到外进行划分：一是父母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民族等。以母亲年龄为例，过早生育的母亲身体器官尚未发育成熟，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体质和智力，严重甚至导致胎儿畸形；太晚生育不仅难以受精怀孕而且更容易出现早产等不良结果（Jacobssonetal.，2004）。二是家庭环境，包括家庭收入、夫妻和谐程度等。家庭环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情况，以家庭收入为例，较高的家庭收入可以为婴幼儿提供更好的环境，如价格高昂的孕期胎教等。三是自然环境，包括气温、空气质量、特殊天气等。已有研究表明母亲孕期所处社区的空气质量、气温等对于婴幼儿出生结果具有显著影响（Maroziene&Grazuleviciene，2002）。四是社会环境，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政策支持等。一系列孕前优生检查、孕期出生缺陷筛查和生育保险制度等从备孕至分娩全生育过程的政策支持大大降低了出生缺陷、低体重儿等不良出生结果的风险（Stearns，2015）。
六、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生育质量是对家庭生育决策中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以及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的延伸和拓展。对于家庭而言，父母在做生育决策时会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孩子的数量增加了会降低花费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的质量投入。城乡家庭往往在生命开始之前便集中力量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环境，也就是说，生育质量的变化早在受精怀孕前就开始了。另外，生命早期1000天聚焦于母亲受精怀孕那一刻到孩子出生后两岁，是最早可以测度生育质量的阶段。这一时期父母对孩子的投资回报率最高，较高的投资可以使孩子获得更高的生育质量，更高的生育质量有利于个人未来健康、就业和婚姻等。我们认为，生育质量不仅仅是简单的概念拓展，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它为如何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本文以家庭决策为基础，深入考虑个体生长发育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创新性地构建了生育质量分析框架，为如何认识生育质量、如何提高生育质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我们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家庭规模的趋小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生育质量。在这一过程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观念，使许多父母在怀孕前较长时间就开始采取戒烟戒酒、调整作息、补充叶酸等多种方式进行科学备孕；在怀孕时采取补充铁钙等微量元素、专业的胎教等方法促进孩子生长发育；在孩子出生后学习科学母乳喂养技巧、注重辅食中的营养搭配等措施提高孩子的成长发育。这无疑加速了优质环境、优质医疗、优质教育等方面的资本化，进一步加剧城乡家庭生育质量的分化。
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来明确如何使城乡家庭获得更高的生育质量，这不仅仅是医疗健康、家庭生育方面的重要命题，更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所关注的重点话题。有学者认为出生时的新生儿健康是衡量生育质量的关键，也有学者认为儿童早期发展决定了生育质量，而本文认为无论是出生时的生理性特征还是成长初期所表现的功能性特征都是生育质量的重要内容。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对于应对当前面临的低生育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公共政策方面有着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例如，在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聚焦母亲的全生育过程精准发力。一方面，针对母亲全生育过程开展支持政策，不仅关系到女性的个人发展，而且可以帮助育龄家庭生育更健康、更聪明的孩子。另一方面，基于多个视角分析生育质量，还有助于强化相关政策的瞄准性以满足不同家庭对更高生育质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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