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等数据,对我国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与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与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截至2020年,18~45岁流动人口二代已达到1.59亿人,占我国18~45岁劳动年龄人口的29.89%。相较于非流动人口二代,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普遍更差,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经济状况满意度3个关键方面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女性受留守经历的影响更大。人口预测结果表明,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将不断上升,占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在2035年甚至会超过一半,因此其发展问题应引起更大重视。针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发展的政策应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也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同时城市的发展规划、公共服务提供等政策安排应按常住人口统筹。
【关键词】流动人口;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特征;规模测度;全生命周期
【文献来源】石智雷,周小强.中国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特征与演变趋势[J/OL].人口与社会,1-14[2024-10-0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2.1851.C.20240616.0844.002.html.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为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重要动力,但也由此衍生出流动人口二代这类特殊群体,他们在成年前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有着留守或随迁经历。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0年我国0~17岁流动人口二代已经达到1.38亿人,占全部儿童的46.37%。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二代陆续步入社会后,无疑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会对我国今后数十年的经济运行、文化塑造等产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动人口二代的发展便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聚焦父母外出务工对流动人口二代早期发展的影响。对于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而言,他们在身心健康、认知能力、营养状况等多方面的表现都比其他儿童更差,甚至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概率也更高。第二类则关注早年留守经历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发展的影响。童年留守经历不仅会降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也会使得个体工作后的就业质量受到明显的负向影响,并且留守时间越长,就业质量越低。这些研究为理解流动人口二代生命早期面临的发展困境以及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证据。但还没有研究对流动人口二代群体成年后的规模开展过精确测算,对这类群体成年后发展境况的系统刻画也比较缺乏。
本文首先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等微观调查数据推断不同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然后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对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进行测算和预测,最后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群体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一、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概念界定
测算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首先需要明晰流动人口二代的界定标准。从已有研究看,学术界对流动人口二代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目前有2种界定标准。第一类文献从出生和成长维度出发,将流动人口二代界定为在父母流动过程中出生并随父母在流入地生活,或者虽未出生在父母流入地但在6岁前便随父母一起流动的群体。按照这种界定标准,流动人口二代只包括有随迁经历的群体,并未涵盖父母外出但自身留守原籍的群体。第二类文献则是从留守和随迁经历出发,将流动人口二代界定为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在18岁前有过留守或者随迁经历的群体。本文主要关注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成年后的发展境况及其规模演变,因而参考第二类文献的界定标准,将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界定为18岁前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的成年群体。
截至目前,仅个别文献对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进行了估算。有研究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年龄人口父辈的流动概率,然后将各年龄人口规模乘以相应年龄的父辈流动概率,进而得到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按照该文思路,测算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的关键在于准确估计父辈流动概率。该文将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流动人口数量加总,并将之视为有流动经历的人数。事实上,有不少人在2000—2010年、2010—2020年甚至2000—2020年均属于流动人口,简单将三次人口普查结果相加,会高估父辈流动概率。
准确测算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能够准确识别不同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我国的人口流动并非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开始,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放宽限制的过程。因而,不是所有出生年份群体都有着相同的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出生年份越早的群体,其父辈在其18岁前流动的概率越小,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也就越小。因此,准确估计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尤其需要考虑出生年份的差异。此外,当父母有外出务工经历时,子女成年后外出务工的概率会显著增加。这意味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测算概率时需要分类考虑。二是要有精确的年龄别人口数据。在明确各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概率后,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究竟有多大规模还取决于各出生年份群体的人口规模。只有掌握了精确的年龄别人口数据,才能够保证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测算的准确性。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两类:第一类是人口普查数据,包括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七普”)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小普查”),用以测算年龄别人口规模;第二类是微观调查数据,包括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称CFPS)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简称CMDS),用以测算各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
1.人口普查数据
本文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全国按户口登记地、年龄、性别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数据,测算出全国层面分年龄的流动人口规模。根据我国分年龄的总人口数据,本文可以进一步测算出分年龄的本地户籍人口规模。
表1呈现的是“六普”“小普查”和“七普”数据的样本情况。可以看出,18~45岁人口中,流动人口规模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2010年的1.48亿人增至2020年的3.32亿人,十年累计增长1.84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2.43%。
2.微观调查数据
微观调查数据主要是用于测算不同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是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普遍比本地户籍人口更高。因而,本文对这两类群体给予了分别考虑。
第一,本文使用CMDS数据来测算流动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CMDS是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动人口二代集中的流入地开展抽样调查,不仅覆盖面广,而且调查样本量大,具有全国代表性。2017年CMDS询问了受访者首次流动前,其父母是否有过外出务工或经商的经历,这为本文识别个体是否为流动人口二代提供了数据基础。本文将首次流动前父母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受访者视为流动人口二代。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测算不同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
第二,本文综合利用CLDS和CFPS数据来测算本地户籍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
CLDS和CFPS分别由中山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二者均为大规模、跨学科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其中,CLDS的调查样本覆盖了除港澳台、西藏和海南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CFPS则覆盖了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样本覆盖面看,CLDS和CFPS均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2018年CLDS询问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受访者在小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这四个阶段“主要和谁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如果受访者在任何一个阶段,其父母有一方不在身边,则被视为流动人口二代[11]。考虑到CLDS数据只能识别1980年及之后年份出生的群体是否为流动人口二代,故而本文进一步采用了2010年CFPS数据。该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在3岁及以前和4~12岁这两个时间段,其父亲或母亲不与其一起居住的最长连续时间,本文将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在某个时间段超过6个月不与受访者同住的视为流动人口二代。
二、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与演变趋势
(一)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的测算方法
考虑到“六普”“小普查”“七普”数据提供了分年龄的本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规模数据,因而本文测算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的总体思路如下:首先,基于CMDS数据测算流动人口中各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其次,基于CLDS和CFPS数据测算本地户籍人口中各出生年份群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再次,利用“六普”“小普查”“七普”测算本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中的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最后,将两类群体中的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加总,即为成年流动人口二代总规模。
1.本地户籍人口中的流动人口二代
本地户籍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在(1)式中,l和c分别表示本地户籍人口和出生年份。Probabilitylc表示c年出生的本地户籍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Secondlc表示c年出生的本地户籍人口中的流动人口二代人数,Birthlc表示c年出生的本地户籍人口数。Secondlc和Birthlc数据来自2018年CLDS和2010年CFPS数据。
在得到本地户籍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后,本文根据“六普”“小普查”“七普”中分年龄的本地户籍人口数,测算出本地户籍人口中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数量,具体如下:
在(2)式中,Secondnuml为18~45岁本地户籍人口中流动人口二代的数量。Numlat为人口普查年份t年年龄为a岁的本地户籍人口数,Probabilitylat为人口普查年份t年年龄为a岁的本地户籍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表2呈现的是本地户籍人口中不同出生年份群体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
从趋势来看,出生年份越晚,本地户籍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越高。2000年以后出生的本地户籍人口是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逐渐逼近50%。该趋势符合中国的人口流动情况。我国地域间的流动壁垒是逐步被打破的,而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便可以自由流动。因而,个体出生时间越晚,其父辈在其成年前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个体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也就越高。
2.流动人口中的流动人口二代
流动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按照如下方式测算:
在(3)式中,m和c分别表示流动人口和出生年份。Probabilitymc表示c年出生的流动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Secondmc表示c年出生流动人口中的流动人口二代人数,Birthmc表示c年出生的流动人口人数。Secondmc和Birthmc数据均来自2017年CMDS数据。
在得到流动人口群体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后,本文可以进一步结合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流动人口中的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具体如下:
在(4)式中,Secondnumm表示18~45岁流动人口中的流动人口二代规模,Nummat为人口普查年份t年年龄为a岁的流动人口规模,Probabilitymat为人口普查年份t年年龄为a岁的流动人口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表3呈现的是流动人口中不同出生年份群体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
(二)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及演变趋势
图1汇报的是我国18~45岁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和比重的历史演变情况。测算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和比重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二者分别从2010年的1.04亿人和16.38%增至2020年的1.59亿人和29.89%。绝对规模增长了0.55亿人,比重提高了13.51个百分点。
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和比重的增长是流动社会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数亿青壮年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也因此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二代群体。“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共计3.76亿,较2000年增长了2.5倍以上。除此之外,流动性是现代化的基本属性,未来流动人口规模还会持续扩大。因此,流动人口二代在未来不仅不会消失,其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儿童将进入流动人口二代的行列,经历留守或随迁。
三、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的变动趋势预测
正如前文所述,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主要由本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其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决定。因而,准确预测流动人口二代演变趋势的关键在于对以上几个要素的预测。本文的思路具体如下:首先,基于队列要素法,并借助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联合国共同研发的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来预测我国2035年总人口及其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其次,采用趋势外推法对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进行推算,并设定预测年份的年龄结构与2020年保持一致,进而预测2035年流动人口规模及其年龄结构。结合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本文可以从中剥离出本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年龄结构分布情况。再次,根据趋势外推法推算2003年及之后年份出生的本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最后,根据预测的本地户籍和流动人口的规模及流动人口二代概率测算2035年的流动人口二代规模。
(一)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的预测方法
1.总人口规模预测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采用队列要素法,并借助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我国总人口规模的预测。人口预测相关参数设定如下:
(1)起始年人口。本文使用“七普”提供的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规模作为起始年人口数据。“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约为14.10亿人,而《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的人口数约为14.12亿人。考虑到“七普”人口数并非年末统计数据,故而本文将“七普”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规模推算到了年底,以便使总人口数与《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的人口数相一致。
(2)生育参数。人口预测中的生育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生育模式以及出生性别比3个要素。根据“七普”和联合国相关数据,我国在2020年和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和1.16。考虑到三孩政策的实施以及生育津贴等系列生育支持政策的推出,本文设定在2035年总和生育率将逐渐回升到1.3的水平。对于生育模式,本文依据“七普”数据测算的年龄别生育率作为预测期间的生育模式。对于出生性别比,根据“六普”和“七普”数据,2010年和202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8和111,性别结构日益改善。本文设定到2035年我国出生性别将逐渐回归到105的正常水平。
(3)死亡参数。人口预测的死亡参数包括预期寿命和死亡模式。“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了75.37岁和80.88岁。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联合国人口预测所设定的人口预期寿命高速增长方案对2035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进行预测。预计到2035年,我国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将分别达到77.11岁和83.18岁。对于死亡模式,本文采用Coale-Demeny模型生命表中的西区模式,该模式被认为与中国死亡模式最为契合,并在已有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4)迁移参数。该参数包括迁移水平(净流入人口数)和迁移模式(年龄别迁移率)。与美国等移民国家不同,我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人口迁移数量小,对十几亿的总人口规模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有鉴于此,本文将迁移水平设定为0,迁移模式则无需设置。
2.流动人口规模预测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2.20亿人增至2020年的3.76亿人,每年以7.05%的增速在增长。到2021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增至3.85亿人,较2020年增加0.09亿人,年增长率为2.39%。本文采用趋势外推法来推算流动人口规模,并设定预测年份的年龄结构与2020年保持一致,进而可以预测2035年流动人口规模及其年龄结构。结合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本文可以从中剥离出本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年龄结构分布情况。
3.流动人口二代概率预测
囿于微观调查数据,本文进行流动人口二代概率测算时,只测算到了2002年及之前年份出生的群体,之后年份出生群体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则需要通过预测得到。有鉴于此,本文采用趋势外推法对两类群体为流动人口二代的概率进行预测。
(二)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的变动趋势
基于人口预测结果及流动人口二代概率变动状况,本文测算了18~45岁流动人口二代规模与比重在2024—2035年间的变化趋势(见图2)。预测结果表明,我国18~45岁人口中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和比重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规模看,18~45岁流动人口二代人数将由2024年的1.91亿人增至2035年的2.55亿人,平均每年增加0.06亿人。从占比看,流动人口二代占比将从2024年的37.08%增至2035年的54.33%。2033年是流动人口二代占比首次超过50%的年份,占比达到51.01%。此外,2020—2030年流动人口二代累计增加0.75亿人,增幅是2010—2020年的1.36倍。
四、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群体特征
在“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流动人口二代的成长过程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挑战。留守儿童缺少父母陪伴,经历物质匮乏、校园欺凌、辍学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产生孤独、自卑、社交恐惧等情绪;随迁儿童尽管一直跟随父母,但父母不稳定的就业状况可能导致其频繁的流动经历,缺乏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尽管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排斥与歧视,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本部分旨在分析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群体特征及其发展境况。
(一)近九成流动人口二代来自农村,但能够落户城市的群体不足一成
从图3可以看出,89.86%的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出生时为农业户口,只有10.14%为非农户口。这表明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多来自农村,主要是乡—城间人口流动。此外,对比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出生时以及当前的户口性质可以发现,只有7.12%的人实现了从农业户口到非农户口的转变,这说明能够在城市落户的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只占少数。
(二)流动人口二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非流动人口二代低6.66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流动人口二代与非流动人口二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较小,分别为11.06年和11.62年。但分学历来看,无论是接受大专、本科还是研究生教育的比例,流动人口二代均明显低于非流动人口二代。整体而言,流动人口二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8.94%,比非流动人口二代低6.66个百分点。相关情况详见图4。
(三)流动人口二代的年收入比非流动人口二代低9.26%
根据2018年CLDS数据测算,流动人口二代的平均年收入为4.75万元,比非流动人口二代少0.44万元,二者差距占流动人口二代年收入的9.26%(0.44/4.75)。当询问两类群体对经济状况满意度时,流动人口二代回答“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7.36%,比非流动人口二代低10.4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无论是客观的年收入,还是主观的经济满意度,流动人口二代均处于较低水平。详见图5。
(四)流动人口二代与非流动人口二代的健康水平无明显差异,但群体内部的健康差距较大
从自评健康状况看,流动人口二代中“比较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的占5.43%,非流动人口二代中同类情况的占比为3.77%,二者没有明显差异。但将流动人口二代分为“定居农村”“落户城市”和“继续流动”三类群体后,发现流动人口二代内部的健康差距相对较大。“定居农村”流动人口二代的整体健康状况较差,“比较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的占到了6.46%,而“落户城市”和“继续流动”群体的比重分别为4.42%和3.11%,自评健康状况整体较好。详见图6。
(五)相较于男性,留守经历对女性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大
前文分析发现,无论是客观的人力资本积累、成年后收入,还是主观的经济状况满意度,流动人口二代的发展状况都要比非流动人口二代更差。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的长期发展受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明显更大。表4呈现的结果显示,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女性流动人口二代和女性非流动人口二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28.48%和36.49%,前者比后者低8.0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留守经历大约使得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降低了8.01%。在男性群体方面,流动人口二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非流动人口二代低5.07%,这意味着留守经历大约使得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降低了5.07%。以上证据表明,相较于男性,留守经历对女性高等教育获得的不利影响明显更大。
在收入方面,女性流动人口二代的年收入均值比女性非流动人口二代低0.61万元,该差距占到了女性流动人口二代年收入的15.97%;相反,在男性群体中,流动人口二代的年收入均值比非流动人口二代低0.27万元,只占男性流动人口二代收入的4.79%。这表明,留守经历对女性成年后收入的不利影响更大。此外,在经济状况满意度方面,女性流动人口二代中对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7.07%,比女性非流动人口二代低11.14个百分点;在男性群体中,二者的差距更小,为9.63个百分点。
(六)“定居农村”流动人口二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且收入最低
本文发现,那些在农村定居的流动人口二代的受教育程度是三类人群中最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0.36年。而“继续流动”和“落户城市”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相对较高,分别为11.16年和13.83年。进一步分析发现,定居农村群体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最低,为21.50%,比“继续流动”和“落户城市”群体低5.74个和40.93个百分点。此外,在农村定居的流动人口二代的年收入为3.92万元,仅为后两类群体的66.10%和62.22%。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成年了。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规模测度和发展境况剖析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本文基于人口普查和微观调查等数据对我国18~45岁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和比重进行了测算和预测,并重点分析了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境况。主要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和比重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具体而言,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和比重从2010年的1.04亿人、16.38%逐渐增至2020年的1.59亿人、29.89%。到2035年,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半数。第二,相较于非流动人口二代,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普遍表现更差。他们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经济状况满意度这三个关键方面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此外,对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二代而言,他们落户城市相对困难,仅少数能够在城市定居。第三,对流动人口二代而言,无论男女,其成年后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留守或随迁经历的负面影响,但女性受到的影响明显更大。以高等教育获得为例,留守经历分别导致女性和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降低了8.01%和5.07%,前者降幅比后者更大。
本文研究结论对政策实践具有启示意义。人口预测结果充分表明,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与比重会不断增长,占我国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甚至会超过一半,是未来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其发展问题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流动人口二代不仅在生命早期面临成长困境,其成年后的发展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而今后针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政策要体现“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也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而非仅仅关注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此外,成年流动人口二代规模与比重不断增长从表面看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实质是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因而,城市尤其是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要按照常住人口来统筹其发展规划、公共服务提供等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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