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60年代，因目睹了法国工业文明与城市化浪潮对于传统农村造成的巨大冲击与改变，孟德拉斯曾大胆地预言了传统农民的终结与现代农民的崛起（孟德拉斯，2010）。时至今日，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了中国面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传统农民是否实现了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化到底对中国传统农民带来哪些影响？农民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这一“涅槃重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无疑将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模式定位，从而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城市化为中国农民带来了哪些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又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问题。
说它重要，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被封固在农村，可以选择的谋生方式非常有限。而封建政权以农立国，各种行政消耗和城镇居民生活所需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土地，历朝历代的各种各样的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的措施和制度都是围绕着稳定农业、稳定农民、保证税收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乡村社会的封闭与落后；而乡村社会的封闭与落后，限定了农民发展变迁的轨迹。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行业分工日益精细，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和选择机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努力争取着本应属于自己的却被无情剥夺的劳动自由与迁移权利，他们先后尝试“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离乡不离土（异地务农）”、“离土又离乡（外出务工）”等多种迁移形式，从“盲目流动”、“自备口粮”到争取“同工同酬”，从独自外出打拼到携家迁移，农民工遭遇了无数艰辛与坎坷。但是要实现自由决策和自由迁徙，完全突破城乡二元管理制度，又是十分的困难。即使来到了城市，和城市人一起工作，一样生活，同样缴费纳税，但是不能享有和城市人一样的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外出务工的农民被迫选择在城市挣钱，回乡消费，或者把钱寄回老家供养老小；以保证他日异乡难留，背后的农村家庭能够再次将他们接纳。所以，农民工在城乡间的“候鸟式”迁徙，是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近些年，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民逐渐可以在城乡间、区域间自由流动，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是，城市房价这么高，生计风险这么多，能够在城市落地生根，谈何容易。大批的农民工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回农村。辩证法说，利弊是一张纸的两面，相辅相成。自由迁徙是一种权利，是一份自由，更是一项能力。农民工留城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劳动力和资本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也有大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一段时间后，积累了经验，积攒了资本，早早返回农村，务工经商，在农村闯出了一片天地。即使是返乡务农，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开办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或者家庭农场。城市化带来的一种内生力量发挥起作用，远较中国以往任何一次社会变迁都复杂得多深远的多，导引着中国农村和农民走出了延续几千年的循环往复的怪圈。但走向哪里，能走多远，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调查和研究。
说它庞杂，是因为城市化涉及诸多方面，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城市化又以资本流动，技术流动，信息流动和人口流动等方式影响着农村的变革和农民的发展。但是我们采取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可能、也不应该涉及到城市化的方方面面，通过抽丝拨茧，最后选定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为切入点。因为进城务工，是城市化影响农民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方式。他们学习城市人的工作方式、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和语言，甚至逐渐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念。一些人返回了农村，又回到了原来的农民群体中，但是他们和那些没有外出务工的人相比，身上多了一个标签：外出务工经历。这个标签也成为我们研究城市化影响农民能力发展的核心因素。
流动空间的开放和流动权利的赋予到底对中国农民有着怎样的意义？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经过城市的洗礼和重塑，回到农村后，自身能力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放到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大背景下，去审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思路逐渐变得清晰和开阔。于2010年开始着手该问题的研究，至今算来已有五年的笔耕岁月。期间三次到湖北恩施州进行入户调研，开展返乡农民工的深度访谈。之所以选择恩施州，主要考虑到该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四周高山阻隔，中间多山谷盆地，以农业为主；区域闭塞，交通不便，于2010年后高速公路和铁路才开始通贯恩施，在此之后，农村劳动力在恩施和其他大城市之间的流动才变得更为频繁。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合适的分析案例，更是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
在恩施州返乡农民工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从典型事实描述、理论构建和经验分析三个维度就城市化对中国传统农民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回流劳动力为切入点研究农民外出务工后的能力发展效应，实证分析外出务工在消除资源约束及促进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并进一步阐述了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化推动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重点体现在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影响上，包括就业多样性、职业转换、社会流动、创业参与等方面。特别地，外出务工经历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向非农产业转换，尤其是在农村自主创业，不仅实现了回流劳动力的自我就业，还带回了技术，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还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生产效率和收入，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新生产技能的传播，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不仅实现了非农就业能力的增长，即使是返回农村重新从事农业生产，也会提高农业的劳均产出效率。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后，从事农业生产的投资回报也会高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劳动者。
传统文献认为城市是剥削农村劳动力、造成农村凋敝的源泉，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城市化是推动中国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城市为农村培养了现代性的农民，而且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培养了现代工人和企业家精神，两者的有效结合为农村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要素支撑。在当前中国城市化大肆扩张的同时，本研究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城乡协同发展。这可以有效避免当前单一发展大城市策略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成本的急速膨胀，还可以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