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不断向中部地区转移，而湖北省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因此，湖北省亟需提高现有就业人口的素质水平，使之与新产业的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匹配。另一方面，虽然湖北省高校众多，人才资源丰富，但却留不住高素质人才，所以湖北省需要借助产业升级吸引人才回流。
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决定着就业人口的素质，影响着其接受新的科学技术和提高技能，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基本反映出就业人口的素质和生产技能的高低。2021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人口总量规模将呈现逐步下降态势，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的时代告一段落,人口数量红利将全面消失。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依靠劳动力数量增长拉动转变为依靠劳动力素质提高驱动,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换为质量型人口红利。
《湖北省“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和《湖北省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都提到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高劳动力质量，把全面提高劳动力质量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抓手，实现从依靠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劳动力质量高、效率高的“人才红利”。因此，本报告从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着手，分析预测湖北省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实现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就业人口决策方面的科学依据。
一、湖北省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现状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首先对湖北省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现状进行详细分析，主要从就业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整体变化趋势、就业人口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四个方面入手，从中发现“七普”资料呈现出的新特征。
（一）湖北省就业人口数量与质量变化趋势
1.湖北省就业人口数量2014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人口数量红利消退
据表1所示，湖北省2011-2020年就业人口总数的总体变化是：在2011-2014年，就业人口总数逐年增加，在2014-2020年，就业人口总数逐年减少，2014年就业人口总数达到最高值3408万人。从增长或减少的幅度来看，从2011-2019年的整体增长幅度不大，基本保持一致，而2020年相比2019年却减少了114万人，就业人口总数大幅减少。
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湖北仍具有较大的就业人口规模，但其数量和比例已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难以长久维系过去的竞争优势和供给形势，转型升级的经济模式也使劳动力的规模作用有所弱化，转而向其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通过优化医疗卫生服务、增进社会福利等多方努力，促进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导致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人口老龄化前景不可逆转且已逐渐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以上二者的叠加作用导致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就业人口的数量型红利走向下行、逐渐减少，传统的就业人口数量型红利也受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冲击和挑战。
表1 2011-2020年湖北省就业人口总数变化表
数据来源：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整理。
2.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
根据湖北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湖北全省总体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2年，而教育部公布的全国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所以在这一项指标上，湖北省略低于全国的平均线。从图1所显示的40后到90后的整体趋势来看，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且增长幅度大致相同，下一代际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上一个代际的增长1年左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还表明，90后的就业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87年，达到各年龄段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最好水平，说明随着各种学历层次教育培养规模扩大，湖北省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将持续提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湖北省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先后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使得湖北省就业人口的不同代际平均受教育程度，下一代际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上一代际的增长1年左右。今后湖北省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出现拐点后，人口的数量红利会趋于消失，但依托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的有利条件，新增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会进一步提高。
图1 2020年湖北省不同代际人口受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3.2010-2020年高素质就业人口占比大幅提高
从图2可以看出，2000年至2020年湖北省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重都有大幅提高，而小学以下学历所占比重在大幅下降，这得益于湖北省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先后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每十年增加一年的速度在提升，增长速度比较平稳；而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重的增长速度却从慢到快，2000-2010年的提升幅度并不大，但2010-2020年却有大幅提升，这10年的提升为湖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小学以下学历所占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2000-2010年减少了15.07%，2010-2020年减少了10.47%，这得益于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就业人口中的文盲数量大幅减少。
图2 2000-2020年湖北省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二）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地区差异
1.“襄十随神”城市圈整体较低但均衡，“宜荆荆恩”城市圈的差距较大
在湖北省13个地级市中，武汉市作为省会城市，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5年，与位居第二的荆门市的相差1.67年，与最低的恩施州的差距为3年，这表明湖北省各地级市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距明显，高素质人才聚集在省会城市武汉。根据图3所示，宜昌和襄阳都作为湖北省“一主两翼”中的“两翼”，两者之间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却很大，相差0.7年。就“襄十随神”城市圈而言，其中的四个城市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都较低，但四个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大，都在10年左右，处于一种均衡发展的状态。而“宜荆荆恩”城市圈的四个城市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差距较大，最高的是荆门市，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8年，最低的为恩施州，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3年，两者之间的差距为1.35年，这一城市圈处于两个城市水平较高，两个城市水平较低的不均衡发展状态。
图3 “襄十随神”城市圈与“宜荆荆恩”城市圈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2.2010-2020年增长最快的为武汉市及其周边县（区）
根据图4所示，2020年的湖北省就业人口各县（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地区分布情况，武汉市及其周边县（区）一直是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地区，其中，武昌区是最高的，为14.07年，其次为洪山区和江岸区。除了武汉市周边地区以外，宜昌市西陵区和伍家岗区、黄石市的黄石港区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比较高。而就各地区2010-2020年的增长值而言，武汉市及其周边县（区）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最快，其中，江夏区是最快的，增长了2.39年，其次是黄冈市的红安县和团风县，而增长最慢的是武汉市青山区，2010-2020年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增长了0.07年。
图4 2020年湖北省各县（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0年增长值
数据来源：根据第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三）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异
1.从“60后”开始受教育程度城乡差距逐渐扩大
在整体上，城市的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27年，镇的为10.49年，乡村的8.98年，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而且在各个年龄段都呈现出城市高于镇，镇高于乡村的趋势。这说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存在着差距，这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产业结构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
从图5所显示的变化趋势上来看，城市、镇、乡村整体上都呈现新增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增加的趋势，并都在90后这一代上达到最高值，其中城市的为13.99年，镇的为12.71年，乡村的为11.61年。这种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就业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对比城市、镇、乡村三者之间的增长幅度，城市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幅度最大，镇的次之，乡村的增长幅度最小。这与三大产业的分布格局有关，城市从传统制造业转为新一代电子通信、人工智能、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以及金融教育等服务业，其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镇的产业为城市转移的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村的为农渔林牧业，这些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教育层次没有城市的高，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幅度也较小。
就图5所显示的城市、镇、乡村之间的差距而言，40后、50后两代人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最小，他们都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下政府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城市、镇、乡村之间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距不大。60后、70后、80后三代人的城乡差距逐步加大，80后的差距是最大的，城市比镇的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1.71年，比乡村的高2.91年。这三代人处于改革开放时期，“铁饭碗”用工制度被打破，转变为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使得劳动力流动逐渐突破城乡、地区之间的限制，而城市得利于计划经济的教育、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优势，对高素质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镇乡之间的差距拉大。
图5 城镇乡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代际分析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2.城乡女性之间的差距从40后到80后逐渐扩大，而90后有所减小
根据图6所示，城乡女性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代际总体上都呈现递增趋势，城市女性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40后到90后增加了8.12年，而农村女性的增加了6.82年，所以城市女性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农村女性。从城市女性与农村女性之间的差距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从40后到80后逐渐扩大，80后的差距为最大，为3.15年，而90后有所减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为2.48年。城市女性增长最快的是从50后到60后，增长了2.49年，这是因为60后的城市女性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考恢复后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受教育程度；而农村女性增长最快的是从80后到90后，增长了1.87年，这是因为随着经济水平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重男轻女”的想法正在逐渐的消失，更多的家庭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多教育，使得女性逐渐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教育机会。
图6 城乡女性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代际分析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四）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
1.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并从“80后”开始女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反超男性
在总体上，湖北省所有男性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3年，女性的为10.37年，男性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略高于女性，两者之间的差距为0.26年。这说明随着经济水平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重男轻女”的想法正在逐渐的消失，更多的家庭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多教育，使得女性逐渐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教育机会。近年来，女性接受教育的社会环境在逐步改善，给予女性很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升，并在总体上超过了男性，可以预测未来会呈现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男性的趋势。
从图7所显示的变化趋势来看，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但男性的增长幅度低于女性。具体来讲，40后至70后，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女性，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并在80后这一代女性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男性，之后的90后、00后两代，女性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比男性高。尤其是80后这一代的年青人，就业人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却比男性高1年，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女性就业比男性困难，只有不断提升学历才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优势。
图7 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别差异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2、高素质女性就业率比男性低
根据图8所示，男性就业人口在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上的就业率都高于女性。这主要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事业单位更偏向于选择男性，因为在25-35岁的黄金劳动年龄时期，女性劳动者面临着怀孕哺乳、儿童照料、家务劳动参与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双重任务，处于工作与家庭的剧烈冲突之中，劳动供给极为困难。就男女之间的就业率差距而言，大学专科学历上二者差距最大，男性比女性高14.71%，硕士研究生学历上二者差距最小，男性比女性高6.59%。在大学本科学历上，男性与女性的就业率都是四个学历中最低的，而男性就业率最高的是大学专科学历，女性就业率最高的是研究生学历。高素质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优势，只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来提升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
图8 高素质就业人口就业率性别差异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二、面临的问题
（一）人才在地区分布上过于集中
省会城市武汉市高校云集，学科门类齐全，基础人才、科研人才实力非常雄厚，是湖北科教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全国为数不多集区位、人才、产业、科教等优势于一身的特大中心城市，与湖北省其他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人才在经济利益驱动及其他社会因素的支配下，长期以来存在着“孔雀东南飞”的情况，湖北省是人才培养基地但并非人才使用高地，大部分人才都会选择省会城市，导致了湖北省的人才在区域分布上过于集中，使得中心地区人才结构过剩和相对过剩，而省会城市以外的人才匮乏。这种人才过剩与人才匮乏共存的矛盾局面，导致了湖北省人才创新创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湖北省人才分布结构失调将会直接制约着湖北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发展步伐。
（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
由于农村劳动力知识水平和技能有限，与城镇劳动力有较大差距，缺乏竞争力，而且这一群体的文化程度低，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缺乏接纳、消化、吸收的能力，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水平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湖北省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现有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而是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素、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新型劳动者，这也是提升湖北省人口质量红利的措施。因此，为了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必须全面开展农民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三）高素质女性劳动参与率低
自1990年到2020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不断下降到趋于稳定。这主要是在经济市场化加深的背景下，产业结构的改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以及受教育水平增加等女性个人因素造成的。而对于高素质女性就业人口而言，女性教育优势并未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男性优势，女性只有比男性受教育程度高才能获得就业机会，这也导致女性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在25-35岁这一阶段，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和子女的照料、教育上的付出普遍多于男性，社会看护成本昂贵可能会使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参与家庭生产；35岁以上的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想要返回劳动力市场，却会遭遇到年龄歧视，这迫使一部分女性只能放弃重返职场的打算而成为家庭主妇。女性比男性提前退休，她们在55岁左右工作经验丰富时却面临退休，这未能充分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造成女性人才的浪费。因此，需要提高女性就业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挖掘人力资本潜力，释放人口质量红利。
三、提升湖北省人口质量红利的政策建议
当前，湖北省产业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但湖北省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无法发挥劳动力质量高、效率高的“人才红利”优势，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变，因此，亟需发掘目标人群，提高现有就业人口的素质水平，使之与新产业的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匹配。
（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乡镇青年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培养实用型人才
乡镇青年劳动力数量庞大，但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适合这一群体的就业机会缺乏，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他们大多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和自由职业，这一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是提升湖北省人口质量红利的一大主要人群。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湖北省的职业教育，加强高层次劳动力资源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培养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核心作用。湖北省的职业教育要面对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和人才需求变化，把握市场的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布局，要把高职教育的目标的定位更加具体化和特色化，建立与高等职业教育相对应的专科、本科、研究生各层次配套的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具体来讲，需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生产一线培养应用型人才，以满足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要求。要完善多层次社会化办学体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扩大本专科教育规模，壮大高、中级专门技术人才队伍；要强化继续教育，强化对新增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文化和技能素质。
（二）加强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
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当前应着力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并以此为切入点，灵活施策，标本兼治。首先，需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因为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并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文化培训班，培养技能型人才。其次，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一种是实用技术培训，使农业劳动力普遍掌握1-2项农业实用技术。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另一种是职业技能培训，结合农民的转岗、转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掌握一门以上非农就业技能。
（三）提高女性就业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女性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一半，女性劳动参与率不间断地持续下降，减弱了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改革转型。因此，发掘人口质量型红利和培养人才，不可或缺女性和女性人才。首先，政府需要加强对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完善女性就业福利政策制度。大力宣传《妇女权益保护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妇女联合会、工会等各个部门的责任，并细化实施的细则，使其有实际操作性。同时，对性别歧视行为的认定、监督、惩罚作出具体的规定，使性别歧视行为能够得到有效认定和惩处，对“三期”即孕期、产期、哺乳期损害女性员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惩处，并为女性就业者提供诉讼渠道。另外，需要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对需要承担儿童照料责任的女性实行特殊的职业保护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基础设施，
社会看护资源可获得性的不足是限制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下社会照料机构不能满足儿童、老人、病人照料的需要，需要增加社会化公共看护资源的供给构建社会化照料支持体系。一是针对当前照护机构水平参差不齐，专业化程度不高，收费较为昂贵的现状，建立高标准、严要求的市场准入机制，规范照护机构市场，提高照护机构的软硬件设施和现有照护机构的接纳能力，通过政策支持降低收费，降低社会照护成本；二是加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照护中心的审批、建设与监督力度，尝试在社区开办照护中心，配备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三是建立健全照护服务者的监督和保护机制，加强照护服务者的培训指导，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
（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劳动力再就业
随着离退休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虽因年龄到限，带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离开工作岗位，但仍有部分老年人渴望能继续工作，他们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今后应当更多关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与再就业能力，这一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是提升湖北省人口质量红利的一大主要人群。因此，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应当统筹规划并出台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具体而言，政府应当成立并推广老年人才中心，为到龄退休后仍然希望工作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可以发挥其长年积累的知识、经验及技能的工作机会将为有意愿工作的老年人提供培训服务，将培训与就业市场相衔接，积极推进老年人力资源的有序开发。同时，还应当健全老年就业市场，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的税收减免等政策，有效鼓励公司返聘退休人员，减轻企业用工成本和风险，如果政府能够带好头，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和招聘方，就愿意向老年人才伸出橄榄枝；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可以通过合作，共同打造老年再就业平台，打破信息垄断，促进老年人才优势充分涌流。